■不管是深层次改革还是高水平开放，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获得更大范围的世界影响力，推动形成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经验，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以新启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把握好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统筹推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一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系统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我国各项改革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必须统筹好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助力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广阔前景。

深层次改革是高水平开放取得实效的前提条件

当前，我国已经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已经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前提条件。

首先，深层次改革助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高水平开放准备好了统一大市场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高水平开放需要一个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更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环境。深层次改革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可以为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等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深层次改革也有助于打破各种类型的区域市场分割，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只有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才能最终实现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破除妨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类地方性规定和做法，进而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化便利化流动，实现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深层次改革也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深层次改革，才能切实强化产权保护制度，保障各种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法权益，才能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无障碍地进入各类市场，也才能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良好氛围。

其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统一大市场和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基本建立，高水平开放才能取得更大实效和成绩。一方面，这极大提高了中国市场对各类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成为中国高效吸收高质量外资以及各类国外资源要素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这将激励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养产品竞争力，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跨国企业和资源要素的加快进入以及国内企业积极“走出去”共同夯实了中国高水平开放的物质基础。

最后，深层次改革也有助于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而保障高水平开放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统筹开放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前提条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深层次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各方面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有效提高了国家治理，对中国开放型经济抵御各类国际负面冲击提供了制度保障。

高水平开放是深层次改革的重要推动因素

一方面，高水平开放本身就包含深层次改革的要义和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提高到了新水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开放首先要求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例如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完善边境后开放制度，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等一系列措施。高水平开放也要求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例如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高水平开放还要求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例如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同时要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从本质上看，以上各方面对外开放的举措都是深层次改革的内容。

另一方面，高水平开放是深层次改革的激励因素，有助于倒逼国内更深层次的改革。通过对外开放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是我们的基本经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指出，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截至目前，许多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内还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中的许多规则规定还与国内的法律、法规、政策等不相容。在高水平开放要求下，必须加快深层次改革，取消、调整或者修订一系列与国际通行规则不相容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更好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

此外，高水平开放还包括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要求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这就意味着必须改革不适应区域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适应区域间更好进行生产分工的体制机制。

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具有共同的目标导向

不管是深层次改革还是高水平开放，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获得更大范围的世界影响力，推动形成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经验，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以新启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把握好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基本原则。

一方面，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更加注重改革的实效，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避免合成谬误。要聚焦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要构建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增强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与退出、信用体系、营商环境等各个方面，从而增加我国对跨国企业和国际资源要素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国家安全是对外开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未来要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良性互动。特别是要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同时，要完善外商直接投资、资金跨境流动监管体系，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关键零部件的储备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深化安全领域国际执法合作，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等体制机制。